“两会”看似很远，其实很近，我最关心的当然也和百姓关注焦点的一样，就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和职能的转变，特别时关于“大部制”的改革。现在到处流传着“大部委”的各种版本——合并农林牧副渔和水利部部分职权，组建“大农业部”；合并交通部、铁道部和民航总局，组建“大交通部”等等。

　　“大部制”之所以引起众目关注，无非在于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存在诸多显而易见的弊病，公众一直以来有着各种牢骚。一方面“切得过细”，以农业为例，果实长在草上归农业部管，长在树上归林业部管、长在水里则归水利部管，不利于统筹管理；另一方面又“管得低效”，由于现实中权限切割不可能泾渭分明，经常出现监管者缺位、错位或越位的困境，导致“8个部门管不好一头猪”的尴尬。

　　理论上说，“大部制”将整合相关、相近职能部门职权，不仅降低行政开支，更能减少协调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内阁组成部门一般在11—18个，远少于我国目前的28个。然而，鉴于国情以及此前数次机构改革出现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惯性反弹，对“大部制”改革，我们切不可过于乐观，低估了前方的诸多困难和阻力。

　　其一，部门合并是一种权力和利益的重组，如何“说服”既得利益者“放弃”现有的势力范围，将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计划框架下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使得诸多部门同时拥有了计划之权和市场之利。纵观当前，一个部门或系统往往约等于一个完善的“产业链”——源头是行政性垄断的权力支撑，中下游则是“灿若繁星”的挂靠产业和中介结构，形成蔚为大观的“权力部门化，利益集团化”格局。这也正是新华社去年在六中全会前夕提出“要抑制和防范特殊利益集团”的现实背景。

　　对此，一方面，我们不能指望所有部门都心怀大局意识，主动交出权力和固有利益（事实上，这将是一个充斥着或明或暗的讨价还价声的漫长过程）。另一方面，如何谨防新组建的大部门产生新的部门利益冲动，变以前各“小部门”的“分利益”为更强势的“大部门”的“合利益”？这是一个短期内就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其二，即使我们战胜了“部门利益”这个最大的阻碍，新的“大部委”如何实现1+1＞2？大部制之“大”，在于一“小”一“大”：优化后的政府变“小”，而提供公共服务的产出变“大”、效率变高。某种意义上说，“大”的目的是“小”——以大部制打造高效精干的服务型小政府。我们希望：新的大部委并非原先各小部委“相加”的“紧缩版”，而是“删减版”，即原本重合、抵牾的地带须缩减；合并之后，不能行政成本1+1≥2，行政效率却1+1≤2。部委整合，不只是量变，更应是质变；不只是简单的物理变化，更应是化学变化；不仅要做“减法”，更要做“乘法”。

　　很显然，欲达上述目的，除了决策层的科学设计、精心部署、审慎推进，相关部门的“自觉配合”，来自行政体制之外（人大、公众和媒体）的监督更是万万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