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这么的采访后，黄老师对我越来越放心，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仍然存在很多的分歧，他并不认为我说错了，因为稿子是他定，所以每次都是我屈服了。他看了我的稿子后，如果不是面对面坐在办公室，他有时会给一些评价发我QQ，比如“这两片稿子写得不错啊，可以把你当一个正式记者用了。”有时候又会说我很不成熟了。但是他也说“看到了我的努力和巨大的进步。”甚至鼓励我，说我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代名记者”，虽然经常说我这不好那不好，但是我觉得说这句话来，他真的很可爱。

　　“卖命少年”的报道
　
　　总编说：“这是奥运期间南方都市报最好的新闻。”

　　其实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我一度认为我错过他了。

　　7月的最后一天，早晨9点，我一如往常地去东莞阳光网看网友爆料。一篇题为“为了生活卖自己”的帖子引起我注意，这是一个离家出走一年的孩子，叫阿伟，他说自幼和父母分离，家里没有爱，所以他选择流浪，尝试过自杀，但是最近生活有困难了，没有身份证的他又找不到工作，所以要把自己卖了，随便主人让做什么。我其实有点质疑这篇爆料的真实性。但是，如果真的是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呢？这样的一个帖子一发出，他就像一头羔羊似的暴露在狼群的猎物里。我更担心。

　　于是我把这个帖子给黄老师看，他说：“可以做一下。”然后我们都加了阿伟的QQ号。但是他并没有在线。根据他QQ签名里留下的电话号码，和阿伟空间一个人自称他小叔留下的手机号，我拨过去问，唯一可确知的是：这些人并不知道阿伟在哪里，也不愿意告诉我阿伟父母的信息，对于阿伟为何离家出走更是不知道。

　　无计可施，我只好给阿伟留言，称自己可以给他一份工作，并留下了电话号码。

　　周末我去佛山玩，接到阿伟给我的电话，问我可以给他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我楞了一下，随即说家里有个老人需要照顾。电话里的小孩突然很高兴。问他要联系方式，他说没有，我再三嘱咐他在下个周一联系我。我担心别的记者把他“拐”走。

　　8月4日，我一整天都在等待手机响起。下午，阿伟电话来了，我赶紧把电话递给黄老师，结果他们说着说着就挂了，我们又开始后悔没有把他叫南城来。但是阿伟说了“明天包夜上网”。

　　8月5日，白天我跟老师跑了新闻，晚上9点，想睡觉了，突然想起阿伟今晚包夜。赶紧打开电脑。从9点半到凌晨三点，一直在跟阿伟聊天，看得出来，他挺高兴的，阿伟的文笔不错，他很优美地写自己的梦想：我想去看草原，去看那遍地的生机。我对这个孩子突然有了很特别的感触，如果是一个好孩子，我的报道绝对要有益于他今后的成长。但是网上什么人都有，我还在怀疑。这一次不能让阿伟再失去联系，约好了第二天我去大朗找他，然后卖了他的捡的废品后，跟我回南城。

　　这个孩子，礼貌地叫我“周姐姐”。

　　8月6日，我要朱智红和我一起去会阿伟，摄影记者梁清陪着我们一起，他远远地跟在我们身后，拍照，同时保护我们的安全。11点，到达大朗镇的时候，黄老师从虎门采访回来，和梁清汇合了。阿伟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找到“红磨坊”网吧了，就在那见面。一个身穿红色T恤的壮男孩走了过来，看到我们有点羞涩。约好了请他吃中饭的，我和智红都把牛肉夹给他吃，结果他根本就吃了一点，说：“每天吃得很少，但是喝水都长胖。”他告诉我们他离家出走的原委，经历，说得我快哭出来了，他却是一脸的平静。

　　然后我们去他住的房子拿行李。黄老师他们包了个车在我们身后跟着，风雨很大，阿伟把我们带进小巷。我留心身边的环境，黄老师的号码放在手机第一页，随时可以拨出。拐了几个弯，我担心黄老师的车跟丢了。

　　他的房子是别人遗弃的养猪房，建在矮矮的山坡山，门口长满了草，阴暗潮湿，他轻轻地帮我们打落树枝上的水滴。我被他这个动作感动了。那个房间杂乱无比，没有人会想过这里居然住了人。才站稳，身上被文字叮了好多包，我和智红一直在跳，阿伟抱歉地笑着。让智红陪着他，我称自己想上洗手间，跑到马路上指引黄老师的车子过来，然后告诉他们阿伟的住址。我们走了之后，他们去拍照。

　　阿伟的行李不多，几件衣服，风雨很大，他有很多伞，他说这些伞都是他下雨的时候拿别人的。我们打的回南城。阿伟觉得不可思议，在车上他向我们说了很多，关于他幼年的记忆，他的友谊和对家庭的失望。在一个凉茶店坐了一会，黄老师来了，我们把他安顿在七天酒店，黄老师给阿50块钱零花，阿伟勉强收下了，他说：“很不习惯，感觉自己一下子从乞丐变成了富人。”请智红陪他去吃晚饭，我和黄老师飞奔到办公室写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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