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级分析和意识形态批判

　　如果说马克思的“生产模式”构成文化研究者理论阐述的潜在结构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意识形态批判则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这一方面，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对文化研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例如在英国文化研究中，E.P.汤普逊就认为文化并非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而是不同利益集团或社会力量之间相互冲突的结果。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序言中说“我确信，除非把阶级看做是一种社会和文化构形，我们才能理解阶级”，“阶级经验大多数取决于人们诞生于其中——或不自愿进入的——生产关系。阶级意识就是从文化角度处理这些经验的方式。”当代英国著名文化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用阶级分析对英国文学作了深入的分析。在他看来，维多得亚时代的诗人、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的社会批评“是为了把鼠目寸光、各自为阵、斤斤计较自己的物质利益的资产阶级转变成一个真正独霸权力的阶级。”[16]由于小资产阶级能比那些稳定在一个阶级里面的作家涵盖更丰富、更有意义的经验范围，因此，他认为，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狄更斯，其“《艰难时世》的‘圣诞精神’和庸俗的生命论明显反映出狄更斯的浪漫主义人文主义具有自发的和经验的特点”，[17]而《荒凉山庄》中狄更斯对社会制度的批判，由于受有机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将那些制度设施本身的冲突、分裂和矛盾进行了结构混合和象征连贯。因此，狄更斯作品的“审美统一性并不是建立在‘有机群体’的神话之上，恰恰相反，建立在资产阶级社会自我分裂的历史基础之上”。[18]

　　如果说部分文化研究者因为有可能被贴上“阶级”标签而在阶级分析方法上有所犹豫的话，那么意识形态的分析与批判则是大多数文化研究者愿意选取的一文化研究视角或方法。正是在这一方面，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回归与变异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一文化活动域中，关涉着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许多思潮或流派。

　　政治作为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一个不可缺少的维度，是文化研究难以逾越的界限。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第一章开场白中就直接说：“本书将论证对文学文本进行政治阐释的优越性。它不把政治视角作为某种增补的方法，不是作为对当今流行的其他阐释方法——精神分析的、神话批评的、风格的、伦理的、结构的方法——的选择性补充，而是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界。”[19]在詹姆逊看来，任何文化文本都积淀着政治无意识，也就是说文化文本（或文学文本）是容纳个人政治欲望、阶级话语、文化革命的一个多元空间，意识形态和文本叙述是相互构成的。在那些突然中断的叙事痕迹中或被压制与埋没的历史现实表象之下，通过文本征象的分析都可以剥离出意识形态的基质。在对巴尔扎克的浪漫故事《萨拉辛》的解读中，詹姆逊把萨拉辛对被阉歌手赞比奈拉的迷恋比作是巴尔扎克无能想象社会变革与乌托邦未来的一种保守性，阉割的主题则反映了巴尔扎克本人所代表的新保守阶级的欲望。

　　作为一种文化理论的后殖民理论，在分析西方对非宗主国特别是受殖民主义控制的地区进行知识编码和文化侵略时，也在广泛地运用政治分析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例如，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尖锐地批判了西方殖民主义在文化上的表现。他指出：“‘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20]“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此外，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这一霸权往往排除了更具独立意识和怀疑精神的思想家对此提出异议的可能性。”[21]作为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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