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的文化理论是在对性政治的清算中建立起来的，因此，其政治原则和意识形态批判的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挪威学者托里。莫依在《性与文本的政治》中论述了这一特点，她说：“女权主义批评家同其他激进的批评家相似，均可被视为一切主要关照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斗争的产物；她们在其中的主要作用是试图将如此普遍的政治行动扩展到文化领域。[26]法国女权主义作家、理论家埃莱娜。西苏在《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英国女权主义者米歇尔。巴勒特在《当今妇女所受压迫：马克思主义女权分析的问题》，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在《我们自己的批评：美国黑人和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自治与同化》中都对男性文本或话语中潜在的男性霸权意识和性政治秩序进行了意识形态分析和批判。在《性政治》一书的”第三部“中，凯特。米利特通过对D.H.劳伦斯、亨利。米勒、诺曼。梅勒和让。热内等作家作品的解读，揭示了强权和支配观念在当代文学中描写性行为时所发挥的任用，并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暴露了性问题的政治内涵。她借热内的口这样说道：”性是我们面临的一切问题的核心，除非我们消灭了我们压迫制度中这一最卑劣的形式，除非我们深入性政治的核心，并弄清楚权力和暴力的病态谵妄的根源，否则，我们争取解放的一切努力都只会使我们重新陷入原先的焦虑之中。“[27]

　　三、历史维度

　　历史作为人类本体存在的时间维度是任何哲学思考和文化研究都难以回避的问题。人类总是在思考自身生存意义的过程中通过一种总体叙事的方法，去营构文化的整体意义和历史连续性，文化对历史运转模式的这种总体营构特征使得历史意识成为文化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维度。正是由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历史意识才使得它的学说显示出难以抗拒的威力。当代西方文化研究逐渐告别形式主义或结构主义而恢复到对社会历史情境的重新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意识的回归。

　　对马克思主义历史意识的回归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美国学者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在《文学批评和新历史主义的政治》一文解释说，这是由于“近年来，形形色色的后结构主义批评愈演愈烈，泛溢成灾的状况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文学批评家们在厌倦之余又重新发现了历史。”[28]实际上，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等文化思潮一脉相承，它们注重形式和结构而脱离社会历史语境所形成的偏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因为脱离历史维度的纯粹共时性研究是缺乏生命力的。这一点就连以大谈形式和结构著称的罗兰。巴特也来得不承认说“历史批评不为形式主义的幽灵所吓倒，因此也有可能不那么枯燥乏味；应该认识到对形式的特殊研究与必要的总体性和历史原则并不构成任何矛盾。相反，一个体系越是明确地限定它的形式，它就越经得起历史批评的检验。用一句名言说，一点点形式主义使人离开历史，但许多形式主义又把他带回历史中去。”[29]在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中，重新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识，在历史语境中去寻找文化的基本形式和结构，在近年来流行的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以格林布拉特为首的美国新历史主义强调将历史意识的恢复作为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强调在历史意识情境中去解读文化文本或文化语码的现实意义，历史视野和文化审视使这一流派成为一种新的历史——文化诗学。格林布拉特在《文艺复兴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中通过对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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