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达尔写道，政治平等原则“不一定会在大范围内实施。相反，它更经常以一种具有高度排他性的方式被阐释。”无论是实行民主制的古希腊还是实行共和制的中世纪威尼斯都排斥多数成年人口参与政治，虽然统治阶层在自己中间实施政治平等。换言之，政治平等逻辑本身并没有表明其实施范围，后者是由另外的民主规则来确立的。

    乔萨托利两卷本的著作《民主新论》极好地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平等以及它们与民主思想的关系。正如卢梭一样，萨托利认为“不平等是‘自然的’，平等是‘不自然’的……平等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其反抗性，事实上，它是反抗性理念中最卓越的。” [24] 关于不同类型的平等与民主的关系，萨托利认为有些类平等先于民主主义的出现，另一些类则是民主主义所吁求的。前民主的平等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及平等的自由（即道德平等）。这些平等是基督教伦理、自然法则和自由主义的产物，而非民主的产物。相反，另三种平等是典型的民主要求，它们是：完全的政治平等（平等和普遍的投票权）、社会平等（不因阶级和财产不同而产生地位和价值的差异）和机会平等（入口平等和起点平等）。“尽管这些平等在自由民主制中得到确认，但我宁愿说它们是其民主部分（而非其自由部分）的特性。”[25]

    民主主义者很容易为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入口平等（即相同才能拥有相同机会）辩护。因为这些平等均以基本的道德和伦理原则为基础，并且不须太多的国家干预（尤其是不需要财富的再分配），所以它们很容易被接受为自由民主的原则。然而，要为起点平等（即相同的起始物质条件）辩护，难度会大一些，因为做到起点平等（按照萨托利的定义）需要国家对财富的一定的再分配和对起始环境的均等化。对萨托利来说，只要财富再分配的目标是为了“给每个人足够的力量（平等的权力资源）以支持平等的发展机会，”起点平等就能站得住脚。也就是说，起点平等是机会平等的一部分，因此它并不是极难辩护的，至少萨托利这样认为。这比较容易理解。如果一个人在贫民窟里长大，没有能力接受任何教育，他长大以后也就不可能与受过教育的人有同样的机会。没有起点的平等，入口也不会平等。

    均等化起始的物质条件以支持平等的发展机会是一回事，强制进行均富又是另一回事。萨托利强调自由民主下的平等（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机会平等）与社会主义要求的经济平等绝不可混同。虽然民主平等，尤其是机会平等与经济有一定的关系（尤其当机会平等被解释为起点平等时），但“在民主制下的经济平等规则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式的经济平等规则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分水岭”。萨托利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平等要求人人财富均等或国家拥有所有财产权（即“无人有（经济）权”），以此来实现“均富”（大家一模一样）。这样，萨托利写道，民主的经济平等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平等之间就存在几个重大差异。首先，民主制下的经济平等更加关注公正（“平等意味着公正”）和初始条件，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平等则更重视一样性（“平等意味着大家一模一样”）和最终结果。

　　其次，这两者的目标迥异。民主制下的经济平等追求的是为每个公民提供平等的初始经济条件以求发展，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平等则“将权力从每一公民手中夺走以便实现平等本身（大家一模一样）”“这两种方式──其一是承认平等发展机会，承认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起点平等，并以人们不是也不应被模塑成一个样子为出发点；另一是强制推行平均主义和一样性，并将此作为解决有关权利和机会的种种问题的最终方案──有着天壤之别”。在萨托利看来，社会主义关于经济平等的规则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即“我们若要追求平等的（结果），就必须不平等地对待不同的人。……核心问题是……追求最终结果的平等会危害平等待遇，而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确保这种追求本身一定会达至它所声称的目标。”换句话说，追求结果的平等会使过程不平等，因为大家不管干多干少，能力如何，都拿一样多。这种国家强制性的结果平等不仅使过程极其不平等，而且它自身的目标（结果的平等）最终也是不能实现的：谁能保证掌握国家机器的人不滥用职权？而且，过程的极端不公平造成生产力极其低下和贫穷，最终给暴君和独裁者以造反夺权的机会。[26]

    我们能从以上对平等和民主理论的探讨中得出什么结论呢？我想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平等和自由间存在某种折衷。卢梭和萨托利都指出自由本身不能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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