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大会的理想决策模型是全体公民达成一致。仅当遇到棘手问题时才诉诸正式全民投票。“投票一方面可以使不同判断明显化，另一方面又是合法解决紧急问题的一种机制。希腊人发明正式投票程序也许是为了提供一个合法解决冲突的方法。”[8]

    赫尔德曾针对古雅典民主运作过程作出如下详细叙述：“公民大会规模过大以至于很难定下一个日程表和起草法律，也不能成为新的政治创见或提案的核心机构。一个由500 人组成的评议会负责组织和提出公共决策；同时，辅之以一个更有效率的50人委员会（任期为一个月）。该委员会由一位主席负责（任期为一天）。法院建立在与公民大会相似的基础之上。城市的行政职能由若干‘推事’（magistrates ）来行使，但即使是这些职位也是由一个十人理事会所共同占据，因而权力甚为分散。几乎所有这些‘官员’都是由一年一次的选举来产生的（每个人一生中至多只能担任两次）。而且，为了避免专制政治和与直接选举相关的委托关系的危险性，（古雅典人）采用了各种各样的选举方法来保证政治行政首脑和国家体系履行其职责，这些方法包括职务轮换、抽签或抓阄，以及直接选举。”[9]

    在雅典，国家主权的范围包括该城邦的所有公共事物。在普通公民和公共官员之间不存在权利区别。除与战争有关的职务以外，同一公民不能多于两次担任同一官职，而且所有官职都是有任期限制的。雅典的公务员也得到一定的津贴。

    古希腊民主的顺利运作需要几个重要条件。按照达尔的归纳，古希腊民主包含以下六个要件。首先，“公民必须具有协调一致的利益，这样才能分享公共福利以及为公益奋斗而不至于与其个人目标和利益相冲突。”其次，公民必须有相似的特征（比如财富和休闲时间的数量等），因为如果如果公民在财富，休闲时间和其他个人特征方面有很大差异的话，就会在对公益的定义及具体安排方面出现尖锐的冲突，进而导致国家和社会的不稳定。第三，“公民总人数必须相当小，理想的人数甚至少于四至五万雅典人。”第四，公民必须能够集会到一起，并能直接对立法和司法判决作出决定。“这一观点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于古希腊人难以理解代议制政府，更不用说接受它作为直接民主的代替物了。”第五，自治不仅意味着参加公民代表大会的会议，它也包含公民直接参与城邦的管理。大部分雅典人在一生中担任至少一项公共职务。第六，城邦必须保持“完全自治”。团体、党派和联盟是被禁止的，以免侵占了公民大会代表的城邦主权。 [10]

    除了上述条件，古希腊直接民主制要得到良好运作尚须一个额外条件：若要每一公民都有效参与集体决策过程，他（仅仅男性公民才能投票）必须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去参加经常性的会议、耗时的讨论以及公共管理。在古雅典，奴隶经济支持了这一条件，因为它为“公民”（自由的成年雅典男人）腾出了空余时间。另外，家庭服务（妇女劳动力）也为男性提供了履行公共义务的时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古雅典一部分特权男性公民享用的直接民主恰好是建立在大体制的不民主成分的基础上的：奴隶的存在及对妇女的排除成为男性“公民”建立直接民主政府的必要条件。

    缺乏宪政框架支持的民主有一永恒的问题，即它给反动煽动家和暴君创造了煽起人们的非理性激情的机会，并可能导致破坏性后果。这一问题尖锐地反映在古希腊民主制中。古雅典不存在对人的非理性、虚荣和激情等的制度或宪法性约束。公民大会经常被一小部分有影响力的家族所控制，而且时常出现许多与不受约束情感相关的问题，例如非理性、感情用事所产生的专制以及多数的暴政。民主专制、冲动和不公正的典型例子是公元前406 年六位雅典将军被公民大会宣判死刑一案。在那时，雅典海军打了一场大胜仗。然而，胜利是以许多雅典士兵伤亡为代价的。统帅远征军的八位将军（其中两位战后没有回希腊）被指控不必要地让士兵在残破的小艇中溺亡。一些不怀好意者煽动民众的情绪，导致公民大会违反了数条正当审判必要的程序。最终那六位将军未经正当的司法审判程序，甚至没有机会陈述辩词而被宣判死刑。后来，雅典人很快对这一判决感到后悔，并对那些欺骗了大家的人提出控诉。这一故事一方面“说明了官员和公民对公民大会的责任”，以及在雅典“人民对发号施令的官员的控制”，另一方面它也表明“公民大会易受一时激情所支配的弱点、全民公决的某些不稳定的基础以及由于缺乏对冲动性行为的制约而产生的政治不稳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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