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共和主义和古典民主的另一区别是：古典希腊民主信任和激发公民道德的潜力，而古罗马共和主义则更为关注公民道德的脆弱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古典共和主义在对人性的预设上接近现代自由主义，即人是自私自利的、易冲动的，并容易卷入派系斗争。在古典共和主义看来，对公民道德的最大威胁是党派和政治斗争。因此，古典共和主义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设计一个混合政府体制，以利于各种利益的平衡及公民道德的维持。

    古典共和主义和古典民主的第三个区别在于，古典共和主义试图找出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根源。但古典民主并不关注这一问题；与古罗马人不同，古雅典人更为重视政治平等的问题。对古雅典人来说，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是无需论证的，因为人民就是政府，政府就是人民。从这个意义上讲，古典共和主义预示了现代代议制政府和自由民主理论的一个精神内核，即对“政府”和“人民”的界分。

    古罗马共和国和十二世纪的意大利城邦是古典共和国的两个代表。公元前510年到公元前23年的罗马帝国被认为是共和国主要因为两个原因。首先，当时的罗马人具有高度的道德素质，积极参与政治过程。其次，由于执政官、参议院和人民议会的存在，罗马帝国建立了一种涵括不同社会力量的混合宪法。同样地，十二世纪意大利城市国家因其自治的理念和体制而成为共和的典范。他们的政府系统包含了以“podesta ”（拥有最高行政和司法权力的官员）为首的政务会议。“Podasta ”是一种选举产生、任期一定的官员，他们对政务会议、并最终对共和国的所有公民负责。相对于封建欧洲，自治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是意大利人的一项卓越成就，因为“它们对广泛流行的认为政府是神赐的贵族统治的观念公开提出挑战。”[15]

    赫尔德认为古典共和主义日后发展为两个流派，分别为保障性共和主（protectiverepublicanism ）和发展性共和主义（developmental republicanism ）。最著名的保障共和主义者是尼古拉□马基雅维利。这位经常被误解的思想家指出了共和主义与个人自由之间的重要联系。与古典共和主义者不同，马基雅维利第一个预见了“公域”与“私域”的现代分野。他在《演讲集》这一经常被忽略但极为重要的著作中认为，不存在一种天然的或神赐的组织政治秩序的方式。对马氏而言，为世界建构秩序的不是别人，而是“政治家”，而政治家的目标是力争获取、维持和使用权力。同时，如果一国人民不能享受自由，该国就永不会强盛有力。保证自由的方式是建立混合宪政，不干预民众的私人生活，以及不断地发动战争以扩张领土。然而，马基雅维利最终仍将集体和国家利益置于个人自由之上，因为他更关注的是国家强盛而非个人幸福。也就是说，正如其古典前辈，马基雅维利仍是一个非自由的共和主义者。

    发展性共和主义的最重要代表是卢梭。对卢梭而言，共和主义的吸引力不在其对个人自由的保护，而在其发展人的潜能和昭示“公意”（general will）的能力。卢梭是一个非自由主义者，但他对民主和共和理论的影响很深远。象其古典前辈，卢梭看不到“私域”的价值——他甚至厌恶“私域”。他认为“私域”的存在伴随着财产不平等、空虚及扭曲，是人类许多苦难的根源。卢梭希望人们能活得独立和透明（transparency），而只有人民“公意”才能引导人们走向幸福和自由。卢梭视民主共和为获得公意和自由的途径。

    随着时间的流逝，古典共和主义遭遇到种种困难。其中最主要是社会越来越难在“一人”、“少数”和“多数”之间作出界分。现代共和主义已经抛弃了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混合宪政——的原始意义。取而代之的是强调政府权力的广泛社会基础。正如詹姆斯□麦迪逊在其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第39章中所述，共和政府就是“一个权力直接或间接取自最大多数人民的、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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