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语境中，共和主义与民主主义已经不易区分了。它们常常描述同一政治体系的不同方面，并且互为补充。共和主义解释民主国家政府权力的来源及属性，而民主则提供政府趋向共和的必要机制。另外，古典的混合宪法理念与现代的分权理念均可被视为控制民主专制问题的方式。

    古典共和主义的另一困难是共和国的规模问题。一个庞大的国家可以成为一个稳定的共和国吗？共和理念在一个庞大民族国家中如何实现？几乎所有的古典共和主义者都担心，当一个国家逐渐扩张，共和政体会因为派系纷争和无穷无尽的内斗而变得不稳定。然而，此种顾虑最终被十八和十九世纪“发现”的代议制政府和宪政民主体制所解决。（我们会在下一节中探讨代议制政府的问题。）另外，联邦党人在1787年指出，共和政体对象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究竟如何评价古典共和主义？不难发现，当代大多数自由民主国家都保留了古典混合宪法的一些成分。英国不仅保留了女王（君主）、上议院（其中包含了贵族制的一些残余），而且也有下议院（代表普通民众），这是一个现代混合宪法的典型例子。甚至在美国的自由民主政体中，也存在普通民众（通过投票和各种公民组织参政）、贵族（社会和政治精英阶层）和准君主（极富权力的总统）三者的混合。混合宪法的持续存在证明共和主义影响的长久。更为重要的是，共和主义指出，政府权力必须来自于绝大多数人民，这已成为现代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核心要素。纵观当代自由民主国家，我们会发现，共和主义的某些核心主张，如反君主的精神以及对私人利益侵害公共生活的关注等，都已融入新近的自由主义的理念和制度中。

    三。代议制政府与民主

    在本文的开始处我曾提到，民主的理念和制度有四个影响深远的渊源：古典希腊民主制、共和主义传统、代议制政府理论与实践，以及政治平等的逻辑。本节将集中探讨代议制政府的理论与实践，并说明它与民主的关系。

    在十七世纪前的二千多年里，学者和政治家们都没有考虑过代议制政府的问题。古希腊城邦没有必要为代议制花费心思，因为在这些规模如此有限的政体中，每一公民原则上都能直接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及决策。事实上，古希腊人很可能是厌恶代议制的，因为后者与他们所追求的直接参政的民主相悖。古罗马共和国的例子令人费解一些。虽然古罗马共和国拥有广大疆域，它却从未关注过远离罗马的人民的政治参与问题。事实是，大部分古罗马共和国的公民从未参加过议事会议，这一情形实际上造成了一种随意和倾斜式的代表制──居住在罗马附近的公民成为罗马共和国其他公民的实际“代表”。后来，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由于规模仍然很小，它们也看不到代议制政府的必要性。

    令人惊奇的是，虽然人类历史上有过大规模的民主共和政体（如古罗马共和国），代议制政府的理念和体制却完全被政治家及政治哲学家所忽略了。实际上，前现代人不仅对代议制政府的体制缺乏理解，当时研究民主的学者还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代议制政府体制是非民主的，因而不是一种好的政治安排。甚至到了十八世纪还有激进地反对代议制政府的观点。例如，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认为代议制是不能被接受的，因为“主权不能被代表，正如它不能被异化。”对卢梭而言，英国人误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他们“仅仅在选举议会代表时才是自由的。代表一经选出，平民就被奴役，一文不值。” [16]

    十七世纪中期的英国内战开始改变欧洲的知识和政治画面。清教徒们、尤其是民主党人在寻找君主制的代替物时预见了现代代议制政府体制。然而，代议制政府作为民主必要且可欲的组成部分直至一个世纪后才真正被接受。即使是自由主义之父洛克，尽管他同意代议制政府的合法性，在《政府二论》中他也对代议制也是甚少提及。

    有趣的是，代议制最初并非作为一项民主制度而产生。相反，它是中世纪欧洲君主和贵族的发明。如达尔所言，代议制政府的渊源“可追溯到英国和瑞典国王以及贵族们为了解决国家重要问题如税收、战争、王位继承等所召集的议事会议。通常，来自不同阶层的代表组成不同的议会并代表不同阶层利益。随着时间的流逝，各阶层渐渐分化为两股力量：贵族与平民，并由两个不同的议院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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