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穆勒对选民及当选官员的判断能力没有多少信心。虽然穆勒支持多元的选举制度，遗憾的是他也赞成不平等选举权：他认为那些较为明智、较有能力的人应拥有更多选票。穆勒对普通民众的情感和判断力的不信任是导致他倡议代议制政府──在其中重要的公共决策由合资格的、富于知识、才能和智慧的领袖作出──的重要原因。

    到了二十世纪初，代议制政府理念已被民主主义者作为不证自明的真理。约瑟夫 .熊彼特认为，任何一个有经验主义取向的观察者都不可能在定义民主时不提到代议政府体制。而事实上熊彼特本人走得更远。在他的经典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熊彼特为“民主方法”作了如下定义：（民主方法）是“一些个人通过竞争人民选票来获得（公共）决策权的制度安排”（第269 页）。熊彼特接着批评了古典民主观：“民主不是、也不能意味着任何明显意义上的‘人民的统治’。民主仅仅意味着人民有机会接受或拒绝将统治他们的人。但由于人民也可以用完全不民主的方式来决定谁做领导人，我们必须再加上另一个标准以收窄我们对民主的定义，即侯选人自由竞争人民的选票。”从这一定义可以清楚看到，对熊彼特来说，除了代议制，民主没有别的合理的组织方式。

    代议制政府理论有何历史意义？正如达尔和赫尔德已经指出的，代议的自由民主体制将民主思想带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民主不再只适合于小城市国家。达尔指出，这个崭新阶段标志着人类政治生活的第二个大变革。他认为，古希腊和古罗马从“少数人统治”发展到“多数人统治”是人类政治史上的第一次大变革。城市国家是这一大变革的载体。与此相对照，第二次民主化大变革的标志是政治生活从小城市国家向大民族国家的转移。使这一转变成为可能的思想和制度创新是代议民主的理论和实践。除此之外，随着代议制政府的引入，认为民主就是人民直接、广泛参与国家管理的传统观点过时了。古代的公民议会被高度复杂的政府体系所取代。事实上，“代议民主政体在很大程度上使政府远离民众的直接接触范围，以至于有的批评者质疑这一新体制还能否被冠以民主这一令人崇敬的称号。”[20]

    显然，“控制政府”与“管理政府”的分离也可能产生问题，其中之一是制造一个牢固不破的、有可能滥用权力和牟取私利的社会和政治精英阶层。为解决这一问题，代议民主制需要自由主义：以一系列的自由主义制度来保证真正的政治竞争、权力制衡、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如果代议制政府不受制衡会导致集权的话，那么，自由主义就代表着其对立面：包括宪政国家和制衡机制的自由宪政体制将政治权力分散到不同利益群体和全社会中。“传统观点认为派系斗争和冲突是具破坏性的，而新的理念则认为政治冲突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甚至是民主秩序的可欲组成部分。结果是，认为公民应追求公共福利而不是自己私人目标的古代观念变得很难维持，甚至不可能维持，因为‘公共福利’已经分散到个人及各种团体利益中”（达尔，1989，第30页）。另外，为了防止产生一个牢固的、为自己服务的精英阶层，代议民主制还需要建立各种平等机制来确保（在适当的范围内）每个人有与别人平等的起点和平等的机会，同时保证社会各阶层之间有足够的流动性。

    代议民主的另一潜在问题是许多“小民”因似乎无法影响公共政策而产生的疏□和异化感。在这里，代议民主再次需要自由主义制度：自由结社、独立于政府外的公民社会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个人参与空间。“旧一元民主论认为政治结社自由是不必要和不合法的，这一观点现已被多元政治论所取代。在后者中自由结社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大规模民主的必要成分”（达尔，1989，第30页）。

    总而言之，代议制政府的理论和实践改变了人们对民主的理解以及民主的组织方式。代议制政府使民主从小城市国家发展到大民族国家，同时被认为是解决既要使政府具有效率，又要使其对人民负责任这一两难的可欲途径。代议民主制的诞生也要求有一整套自由主义体制以使民主不至于偏离轨道。这一点也许可以解释代议民主思想与自由主义理念同时出现于十七世纪这一历史巧合。

    四。平等与民主

    民主理论与实践的第四个渊源是政治平等逻辑。本节将探究平等、尤其是政治平等与民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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