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说来，左翼思想家强调平等，而右翼思想家则青睐自由。尼采是一个极右翼的哲学家，他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不认为平等有价值。相反，尼采认为民主式的平等是人类卓越性的障碍，因为它建立了“乌合之众的道德”，打击能人，而且许诺的远比人们应得的少。尼采说道，为了自由地发展和展示人类的卓越性，必须除去一切平等所加的限制：高贵的心灵不应因平等的缘故而和卑微的心灵相提并论。权力应通过自由竞争来进行分配；自然地，高贵的人会赢得胜利并成为人类社会的统治者。

    相反，左翼思想家痛恨不平等，卢梭和马克思就是其中两个典型。左翼思想家一般给自由一种理想化的、积极的定义。对他们来说，自由意味着能够认识和实现某种高级的理想（比如平等和积极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免于异化等）。为了让每个人都有能力和机会去追求更高的理想，社会必须提供一定的条件。其中关键一点，如卢梭和马克思所说，是平等。

    卢梭被认为是现代民主理论之父。他写了三本关于道德哲学和政治学的著作。在第一本著作<<论科学和艺术>>中卢梭对社会和科学进步提出质疑，认为它们导致道德失落并带来罪恶、异化、嫉妒和虚荣。卢梭的第二本著作<<论不平等的起源>>分析了不平等的起源，认为不平等是所有人类堕落的根源。他认为不平等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自然不平等（例如才能、外表、体力等方面的不同）。第二种不平等是道德不平等（例如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不平等有一个从自然不平等向道德不平等演化的过程。

    在卢梭看来，人类社会有三个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人类尚未无语言，并生活在一个与动物无异的状态中。到了第二阶段，简单的语言和家庭生活开始出现，小族群之间的“独立交往”也有所发展。现代社会出现在第三阶段。卢梭认为，在这三个阶段中第二阶段是最好的。在第二阶段，家庭和小型社区已经出现，人们生活简单、独立、单纯而快乐。但永远停留在第二阶段是不可能的。人们之间的嫉妒、虚荣、相互竞争导致第二阶段的崩溃和第三阶段──堕落阶段的到来。体力、才能和外表的自然不平等最终导致在财富、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方面的道德不平等。卢梭写道，在第三阶段中人们是不快乐的：人不再是真实的自我，人被异化了。在第三阶段，人们虚荣、嫉妒，并被自己的低级欲望和他人的观点所左右。

    卢梭为第三阶段的问题提供了两个解决方案。第一个方案由个人心理治疗入手，即依靠家庭教育和培养。然而，正如批评者指出的那样，家庭力量毕竟有限。于是卢梭提出了第二个方案，即政治的方案。这一方案依靠社会契约，也就是依靠集体力量，来解决异化问题。这一政治解决方案就是卢梭第三本著作──《社会契约论》的主题。

    卢梭与洛克的差异在于他们对社会契约的本质属性有不同认识。洛克认为社会契约是完全自愿的（人们自愿订立契约，建立社会和国家来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卢梭则不同意这一点。卢梭认为社会契约不仅具有自愿的一面，而且也有非自愿的、塑造性的一面。在他看来，人们应被社会契约所改造，这样他们才能认识和理解“公意”──它代表一种理想社会应力争的、更高层次的追求。换言之，人们应被社会契约“强迫至自由”。社会契约的塑造性、甚至强制性是理解卢梭政治理论的关键一点。

    可是，这也就带来一个问题：卢梭的社会契约的两个层面──自愿性和塑造性如何能达至和谐？一个可能的解决方式是认识到社会契约的绝对自愿性是不可能的。正象一个人在签署大学教育合同时并不知道它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一样。只有在完成学业并被其改造之后，他才会感激大学教育。另一个例子是婚姻契约。人们难以（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完全自愿地（在洛克的意义上）进入婚姻契约，因为在他们进入现实的婚姻生活、并被其改造之前，几乎不知道这份契约将会带来什么。与此类似，社会契约不是完全自愿的，因为人们出生时（即进入社会时）不可能清楚社会契约的价值。人们常常是因为他人的建议或社会规范及风俗而接受社会契约的。这样，社会契约就存在两个层面：塑造性和自愿性，而且人可以被“强迫至自由”。卢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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