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对康德自由观念的不同阅读所产生的后果，从而对人道主义的理解所产生的后果是巨大的。

　　对海德格尔来说，自由，首先是，此在的自由是适应其命运的有限和在历史性天命中的安置，自由因而是“坚决”和“使扎根”的结合－坚决扎根于其有限。第二，更深远者，是存在的自由显示（同时也是遮蔽）其划时代的意义捐赠，一种对思想家如海德格尔来说必须接受性地加入其中的一种要感恩的聆听而非通常的任意干涉的慷慨。依靠这种对有限自由的解释，海德格尔的全部哲学努力都贡献给了对康德思想的著名的“哥白尼式扭转”的颠覆。比意识所建构的相关结果更深层，不管是实践的还是理论的，意义的获赠都源于存在而非人，人的规则乃是存在所定。

　　对卡西尔来说，自由仍保留在康德哥白尼式扭转的轨道中。自由首先是通过符号建构意识的特性来客观化意义的能力，也就是说，通过作为人的独一无二的领域的文化环境的产品。人类自由地生产意义不仅仅是通过科学对象的认识，或者通过一种理性的伦理或审美，而是并且－此处卡西尔通过整合语言和文化的贡献而创造性地拓宽了康德更为抽象的合理性观念－通过对神话、艺术、语言、宗教以及科学的符号建构。与海德格尔将人定义为不可逃脱的必死者和有限相反，对卡西尔来说，人是独一无二的animalsymbolicum－符号建构动物。第二，作为哲学之任务，自由是人类不断变得增加自我意识的能力和责任，因而增加关于其符号建构的力量和产品的普遍性的启蒙。自由应当被自我意识、自我知识所指导，人类知晓其意义产品。在《人论》－一部在许多方面是《符号形式的哲学》的纲要和结论的著作－开首语中卡西尔毫不含糊地宣称自我知识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我们必须试图打破我们与外部世界的镣铐，”他继续道：“以便享受我们真正的自由”。人的规则规制着一个不受约束的自然。

　　我们已经看到在卡西尔和海德格尔之间在康德的争论中关于人道主义的本质不同的基础。对一方来说，人的自由是自我－意识，自我－知识，存在于对文化产品的切近的识别中，是关于作为意义的超越渊泉的意识的。对另一方而言，自由不是人性，人需要的是一种坚决但也是卑贱的接受能力，一种为了在作为意义之源的存在的慷慨的自由之内正确安放的目的而从人的任性的小心脱离。

　　卡西尔，海德格尔与第三帝国

　　如果生活可以从哲学分离开来是事实，然而一个哲学家却不能从他或者她的生活被分离开来。无论是卡西尔－以文化的名义，或者海德格尔－以存在的名义，还是列维纳斯－以道德判断的名义，都不允许这样的个人逃避。很难心安理得地不提到在1933年5月，仅仅在他们达沃斯遭遇四年之后，卡西尔－他曾被任命为马堡大学的第一任犹太人校长－在纳粹迫害的压力之不得不与妻子和孩子逃离德国。海德格尔－此时是一个纳粹党成员－接受了弗莱堡大学校长之职，发表了他的声名狼藉的认可纳粹方案的就职演说。卡西尔的苦难和被迫漂泊到英国、瑞典最后是美国，以及在其个人和工作中最高的人性价值的不间断和高贵的展现，海德格尔的纳粹联系－从1933年到1945年，他其后对自己角色和第三帝国的意义和大屠杀的不道歉的沉默，在今日众所周知－如果不是仍没有被充分认识的话。

　　列维纳斯作为一个年轻的研究生助教参加了1929年的达沃斯辩论。他是在海德格尔的邀请下参加的。列维纳斯同样参加了一个取消辩论的学生的戏剧性的滑稽剧，一个由所有参加辩论的人出席的滑稽剧，包括海德格尔、卡西尔和卡西尔夫人。列维纳斯将头发搽粉弄白，嘲笑地扮演卡西尔的角色。在一个与Roger-PolDroit短暂的访谈中，在1992年6月2日《上流社会》（LeMonde）发表，过了六十年之后，列维纳斯通过对达沃斯的一个简短的回忆作出结论。我在此全文引用：

　　“在1929年夏季（实际上是春季）我出席了著名的达沃斯会议，它因厄内斯特·卡西尔和马丁·海德格尔之间的哲学对抗而被铭记。如你所知，在这次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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