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要分析的是黑格尔所展开的判断意识与行动意识之间的一场对话。这场对话中双方彼此揭示出对方的矛盾，从而引出“宽恕”的必要性。

　　判断意识视一切行动的意识为恶，为卑贱，因为行动涉及的对象总是有限的，但同样，行动意识也可以说这种判断意识是“卑鄙”的，“因为它把行为割裂开来，制造出行为自身的不一致性并坚持如此。而且，这种判断意识又是伪善，因为，它不认为这种的判断是作恶的另一种方式”。（3）

　　之所以判断沦为作恶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因为优美的灵魂在追随着行动意识对其进行判断的时候，自身也进入了有限性中。在这里黑格尔用了“侍仆眼中无英雄”来指出，判断意识就象是行动意识的侍仆，“当英雄同他的侍仆打交道的时候，他不是作为一个英雄而是作为一个要吃饭、要喝水、要穿衣服的人，总而言之，英雄在他的侍仆面前所表现出来的乃是他的私人需要和私人表象的个别性。同样，在判断意识看来，没有任何行动它不能从中找出个人的个别性方面以与行为的普遍方面相对立”（4）。但侍仆眼中无英雄，恰恰是因为侍仆是一个侍仆，他的眼光只能局限在这些方面。所以，判断意识就沦为了“卑鄙”。

　　行动的意识认识到判断的意识实际上和自己在同一个水平上。“行动意识不仅知道它自己被判断意识理解为一种外来的和异己的东西，并且从它这一方面看，反而觉得判断意识就其本性而言是和它自己等同的、一样的。行动意识于是向判断意识坦白招认它看到了也说出了这种等同性，并且盼望那已把自己同它放在同一水平上去的判断意识也能用它所说的这种话语来回答它，也能在答话里表示出它这种等同性来，从而出现一个互相承认的局面。”（5）

　　在黑格尔看来，在这时出现了一个判断意识与行动意识的和解的转机。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双方都互相招认自己的错误，过往的行为就可被“取消”。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实践了的行为中的个别性方面，不论作为意图或者是作为意图的实际否定和限制，乃是直接消逝着的东西。有所行为以求实现的自我（恶的意识），或者说，精神的行为的形式，只不过是整体的一个环节；同样，那通过判断而对行为进行规定并对行为的个别方面和普遍方面进行区别的意识，也只不过是整体的一个环节。前者，恶的意识，由于它从对方中直观地认识了自己，被诱致采取了实际认错的行动，可说已对其自身或自已进行了这种外化运动，已使自己外化为环节。但是后者，也必须抛弃它的片面的没有得到承认的判断；而且就象前者已显示精神力量是在它的现实之上那样，它也必须显示精神力量是在它的特定概念之上”。

　　这种相互放弃自己而接纳它者的行为，也就是宽恕的本质，而这又是一种精神力量，即那种对立双方之间的统一的力量，表现为两个绝对的自我之间的和解。在黑格尔看来，“和解这个词就是这样一种实际存在着的精神”。（8）这种精神就是真正的自我的实现，原来苦恼意识那种无内容的，孤立的“我”都真正达到了精神之我。“两个我都是在和解性的‘是的’Ja中抛弃它们相互对立着的实际存在的，这个‘是的’就发展到了一分为二的那个我的实际存在。”（9）

　　所以，以宽恕取代判断，是绝对对立的自我意识达到统一、重建伦理生活的唯一途径。黑格尔在说明判断意识与行动意识的关系时虽未明确指涉基督教，但是，他所用的“和解”二字极有启发性。因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宗教”部分将讨论基督教时，着重点就是放在“和解”上，称基督的工作就是完成了人与神的和解，而最种和解最终是表现在人与人的和解上。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基督教中确实看到它对判断始终持批评态度，如，“你在甚么事上论断人（在西方里与判断是同一个词——引者注），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10）“为什么你看到兄弟眼中的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11），而对于宽恕，圣经中的论述就更多了。“‘主啊，我兄弟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七次’”等等。（12）

　　然而，黑格尔看到，判断意识既然把自己视为优美灵魂，就很难放弃判断，很难象行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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