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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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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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观念”

更新时间：2007-4-8

方面却有保存‘文献’的用意。《新文学大系》虽是一种选集的形式，可是它的计划要每一册都有一篇长序（二万字左右的长序），那就兼有文学史的性质了。这个用意是很对的。不过是因为分人编选的缘故，各人看法不同，自然难免，所以倘若有人要把《新文学大系》当作新文学史看，那他一定不会满意。然而倘使从这部巨大的‘选集’中窥见‘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的文坛全貌，那么倒反因为是分人编选的缘故，无形中成了无所不有，或许他一定能够满意。《新文学大系》的编辑计划也是近年来少有的伟大企图，全书十册……开头还有蔡元培先生一篇颇长的总序。倘使拿戏班子来作比喻，我们不妨说《大系》的‘角色’是配搭得匀称的。”〖11〗人们也许很难理解，在政治、文化和文学立场急剧分野的三十年代，位居于左、中、右不同阵营的作家，比如胡适、周作人、鲁迅、茅盾、阿英和郑伯奇，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地跨越态度的畛域，聚集在一项共同的事业上？当然不能简单地把原因归结在良友图书公司和它的年轻编辑赵家璧的“神通广大”上。问题在于这项共同的事业并没有弥合他们之间的分歧，在公司出于广告目的要求撰写的“编选感想”中，郁达夫和郑伯奇仍然继续打着关于“伟大作品”的笔战，周作人则皮里阳秋地捎带了几句左翼文人对小品文的批评：“我觉得文就是文，没有大品小品之分”。〖12〗但分歧又不妨碍他们为编选“大系”走到一起来，这意味着分歧的背后还存在某种更高准则的制约。赵家璧在为“大系”写的出版“前言”中说得很清楚：“在国内一部分思想界颇想回到五四以前去的今日，这一件工作，自信不是毫无意义的。”〖13〗

汪晖早在八十年代末就曾指出：“‘五四’启蒙运动是由千差万别、相互矛盾的思想学说构成的，然而作为一个统一的历史运动，它实际上必须找到一种基本的精神力量或情感趋向，从而使得各种纷纭复杂的思想学说获得某种‘历史同一性’。一切对启蒙运动的历史叙述，都必须在这种‘历史同一性’基础上进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打开各别学说和思想原则之迷宫的通道，才不至于在观念的大杂烩中不知所措”正象他的研究所显示的，“五四”启蒙运动缺乏像欧洲启蒙运动那样统一的方法论基础，缺乏内在的历史和逻辑的前提，但事实上却又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其中的缘由即“在各种理论矛盾之中仍然保持着的内在统一性乃是一种‘基本态度’”，这种“同一性”不存在于各种观念的逻辑联系之中，而是存在于纷杂的观念背后，存在于表达这些相互歧异的“观念”的心理冲动之中，也即存在于思想者的“态度”之中。〖14〗对这一态度最鲜明的表达莫过于胡适，他在总结“这两三年新思潮运动的历史”的《新思潮的意义》中说：“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15〗汪晖相当敏锐地发现这种态度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对象性，但它指向对象的是“价值判断”，而非“结构分析”。〖16〗那么评判好坏，估定价值，它的标准从哪里来？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6卷1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指出传统社会“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他声称这种“破坏”背后蕴涵了共同的价值标准，“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下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在陈独秀的表述中，文学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它和“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内在关联藉着反对“旧文学”得以表达，同时又隐含着更深的一层意思：在“科学”和“民主”的共同催生下“新文学”才? 靡缘Ｕ夂退凇段难Ц锩邸分刑岢龅闹摹叭笾饕濉毕嘁恢拢霸煌频沟褡恋陌②牡墓笞逦难Вㄉ杵揭椎氖闱榈钠矫裎难В辉煌频钩赂钠陶诺墓诺湮难Вㄉ栊孪实牧⒊系男词滴难В辉煌频褂鼗薜募枭纳搅治难Вㄉ杳髁说耐ㄋ椎纳缁嵛难А薄！?7〗可问题在于当时的人们对“科学”和“民主”的理解差异极大，就单纯的学理而言，根本无法形成统一的立场，更何况把“科学”和“民主”的原则运用到文学领域还需要一系列复杂的中间环节。

在胡适对文学改良“八不主义”的呼唤中，在周作人对“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吁求里，〖18〗我们的确隐约可以听到“科学”和“民主”的回音，但这回音夹杂在对传统文学“堕落”、“非人”和“贵族化”的斥责声中，含混难辨，依然是意向性的“态度”，而非明确化的“标准”。由此看来，仅仅透过对现象的剖析还难以把握“现代文学观念”的演衍幻化，尚需进一步推究现象背后的内在结构方式。从《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到《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新文学的理论“创制”者们似乎在自觉地运用一种“否定式”的论证方法和修辞策略，最典型的就是胡适的“八不主义”。尽管“八不主义”的提出是否受到了美国著名意象派诗人庞德(Ezra Pound)的《几个不》(A Few Don’ts)的影响，还是一个未有定论的问题，〖19〗但胡适宣称：“我主张的文学革命，只是就中国今日文学的现状而论，和欧美的文学新潮流并没有关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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