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的“异质性”与“同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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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的“异质性”与“同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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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的“异质性”与“同构性”问题

更新时间：2007-4-8

文化背景看，中国自古以来，在思维方式上是偏重于“悟性”思维，而非象西方那样偏重于“知性”思维；在价值取向上主要是偏向于“尚用”的取向，而非象西方那样偏向于“求真”的取向。所以中国历来本体论哲学不甚发达，往往不问“是什么”，而只关心“怎么样”、“如何做”。这在哲学上是如此，表现在文论上也是如此，也就是如上面所说的，不刻意去追究“真理”，而只注重如何作诗、品诗、感悟诗。第二，从文学本身的根源来看，中国文学的发展有几个特点：一是各类文体是渐次发展成型的，而不象西方文学一些主要文体在源头上即差不多同时发展成熟并取得突出成就；二是在中国文学中，文体显得特别重要，文体不只是一个形式要素，它甚至决定文学的内容及性质，因为一种文体往往与特定的表现内容、价值功用密不可分。三是中国长期以来是杂文学形态和杂文学观念，“文学”的内涵甚为模糊。这样，就使得中国文论不可能、也不注重从整体上回答“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因此不能从一个文学学科的整体上建立一个逻辑支点，据此作从整体到部分的逻辑划分，相反倒是特别重视对文体的特点、功用的研究，因而在知识形态上，其知识的集结是以文体、文类或具体的门类艺术为核心的。第三，从中国古代的文化格局和士人心态来看，长期以来，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强力控制经典文化形态，差不多是独霸了“真理言说”的空间，在文与质、艺与道等根本问题上早有基本的价值定位，其中并未留下多少可以自由发展的空间。因此，无所作为或难有作为的文人们，在创作上只能是吟咏性情（独吟或诗友唱和交流），在“吟”中讨人生；在理论上也只能关心如何做诗，如何品诗，在“品”中求知识，同时也是品味人生。由于上述一些原因，也就形成了中国文论独有的特点即异质性。
　　关于中国古代文论这种异质性的意义何在，是不是非要转换成为当代话语形态才算有价值（至于能否实现这种所谓“现代转换”则另当别论），否则就没有意义？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在过去历史条件下以及在古典文学形态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理论系统，不管它能不能实现“现代转换”，都自有其存在的价值。这价值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当人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形态时，往往离不开古代文论的理论观照，尽管当代人的古代文学研究难免会带有现代观念，但在运用具体理论范畴和话语进行批评阐释时，可能还是古文论中的一套东西来得切实，因为它毕竟是从这种文学形态中生长出来的，自有其特别的适用性。另一方面，就这个理论系统本身而言，中国古代文论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由既定的观念、范式、话语构成的系统，已然是一种凝固成型了的、也相对完整封闭的理论形态和历史积淀物，这种历史存在本身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此，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一方面是要研究，研究它的命题、思路、范畴乃至结构系统——如果说中国古代文论与批评没有形式上的体系而有实质上的系统，那么就需要通过宏观而深入的研究，把它的潜在体系逐渐揭示出来，全面阐发它的理论价值，包括对于研究古代文学形态乃至现代某些文学形态的意义价值。二是要利用，这种利用不一定就是理论话语的直接转换，不是改头换面地恢复旧传统，而是表现为对传统美学精神的吸收融汇，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创新。（注：参见拙作《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建构问题》，《江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2期。）所以，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我也赞成以古释古，而不要强行以西释古。但这是否就要完全拒绝借用西方的理论范畴进行观照阐释，完全排斥以西释中呢？我以为，完全以西方的理论范畴来研究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固不可取，容易造成“失语”；但完全排斥似乎也无益，特别是在比较诗学研究中，如果只一味强调中西诗学的“异质性”，认为彼此不能对话，不可兼容与通约，那就失去了比较研究的意义。
　　　　二
　　我以为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尤其需要提倡和强调站在中国现当代文论的立场，从当今中国文论面向未来创新建构的需求出发来讨论中国文论的异质性问题。这里首要的一个问题是，是不是承认有一个中国现当代文论传统，以及如何评价这个传统？显然理论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不承认中国近百年来有成熟的文论，即使有也是“西化”了即“失语”了的文论，因此不能归入中国文论传统；另一种（如钱中文、朱立元等先生）则是充分肯定近百年来中国文论变革发展所取得的成绩，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论的新传统（至于对这一新传统应当如何认识总结，正是当今理论界面临的重要任务），对于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来说，这是更值得重视、也更具有直接意义价值的文论传统。对于这后一种看法，笔者是完全赞同的。
　　问题又还在于，对于中国现当代文论传统的性质该如何判断？是“中国式”的，还是“西化”的，还是“不中不西”的？我想这里问题的关节点恰恰在于，既需要看到中国现当代文论对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继承和对外国文论（包括西方文论，俄苏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等）传统的借鉴，同时又要看到在这个继承和借鉴过程中所发生的质变，作为中外两种文论传统的“镜像”，它与其继承和借鉴的对象之间既有异质性，也有同构性。既然是站在中国文论建构的立场上来讨论问题，那么，仅仅看到和强调“异质性”的一面是不够的，还需要重视和探讨“同构性”的一面，从异质性和同构性的辩证认识中获得自觉意识，从找到中国当代文论建构的基础和理论资源。
　　为论述的方便，我们先从中国文论的古今异质性与同构性说起。
　　按有的学者的看法，中国古代文论从20世纪初开始即发生了大断裂、大失落或者叫做“失语”。不管是不是用这样激烈的话语表述，中国古代文论在现代转换过程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质变，这恐怕是文论界都公认的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说，中国文论事实上是存在着古今异质性的，这种异质性我以为就表现在：一种是“古典性”的质，一种是“现代性”的质。那么问题在于，发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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