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化”还是“处境化”：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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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化”还是“处境化”：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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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化”还是“处境化”：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诠释

更新时间：2007-4-8

学救国”为证，论说“务天国者，亦不忽人力”，“信教与爱国，不相违而实相辅”，借以“指示我华公教信众，……纠正教外人士对我公教之误会”。
同时，“本地化”的艰难也刺激出某种与“求同”相反的思路，比如徐宝谦便坦言：“孔教……是人本主义的，佛教本是无神的，道教则推崇自然，可见作为中国思想背景的三教，绝少与基督教接近调和的可能。” 吴经熊则倾向于用基督教的观念重新解释华夏文明。在他那里，“本地化”并不是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求同或者存异的问题，而是要在“基督的怀抱中”了解其“超越东、西，超越时代”的性质，是要像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对古希腊哲学所做的那样，为“古代东方与现代西方的哲学家……‘施洗’”。可惜的是，徐宝谦要“用基督教来奠定新中国信仰的基础”，又要为“中日事件”寻找“一种足以代替战争而能根本地解决国际纠纷的方案”，这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显然绝难被接受。吴经熊相信“真正的东方牢牢隐藏在基督教传统的怀抱”，因为除去“信理神学”（dogmatic theology），基督教还有“神秘神学”（mystical theology）的丰富思想，而东方的自然神秘主义和泛神论神秘主义就在其中。这大约是对赵紫宸“中国人的神秘经验”之回应，也可以说是在“以儒释耶”的“本地化”传统中第一次提出了截然相反的“以耶释儒”模式。但是相对于“本色教会”的一片呼声和剧烈的社会变革，这种文人之论可能注定会被吞没。
“本地化”在学理方面难以获得实质性的成果，似乎只能被逼向形式方面的种种设计和改革。所以尽管在赵紫宸看来“基督教……与吾国的风尚习俗如何发生关系，实为肤浅的问题”，尽管他从一开始就对“勉强戴上儒冠、穿上道袍、蹈上僧鞋”的“本地化”不以为然，批评那只是“大家打口号，……找出些儒冠方巾之类的东西来”，关于婚丧嫁娶、节日礼仪等问题的讨论还是大量出现了。乃至“如何利用固有的民情风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视为“本色教会第一要紧的问题”。曾经在赵紫宸《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文中遭到批评的“肤浅”，在1944年宋诚之的一篇同名文章中却从“孝道”和“纪念祖先”直接过渡为“基督徒祀祖”的11条“具体之建议”。而针对宋诚之的反驳文章，则不过是要“转移风气”、“改良生活”、或者“设立老人院”等等。
如上所述的“本地化”过程，虽然几度曲折、偶有旁骛，从总体上看仍然是对于外来批判的被动反应。因此无论教会人士还是一般信众，能以任何方式的“本地化”寻求更多的认同感，都不失为缓解“洋教丑号”的一种良策。一旦“本地化”得以成立，批判基督教似乎也就成了对批判者自身的批判。方豪《论中西文化传统》一文所附的《答客问》，将这一“以己之矛”的逻辑推演至极：
问：天主教既与儒教合辙，则行孔子之道足矣，何必更益以天主教？
曰：……孔子著书垂训，岂欲人尊拜己哉？欲人遵厥说，而力行之耳。……尊奉天主，正践孔子之言，守孔子之训也。乃猥云：儒说已足，不待天主教，非特天主之罪人，实孔子之罪人也！……为此说者，非惟不知天主，亦不知孔子者也。
然《答客问》实在只是强作辨词，不足与道。这样的辨词既不能使基督教在一个异质的语境中真正立身，也无助于解决“本地化”的理想与现实之矛盾。
实际上，“本地化”的概念还潜存着一个更带普遍性的问题，即：对于任何一种语境而言，基督教可能都必然是“异质”的。无论汉语语境中的“本地化”还是中世纪欧洲的“俗语化”（vernacularization），作为以信仰为对象的特殊诠释活动，都必须持守其中的异质性张力。关于这一点，钟鸣旦曾多次提到一种相当精彩的看法，即：基督教“对任何文化……都是挑战性的、干扰而陌生的”，“必须与原有的文化或环境造成一种分裂”；而事实上“西方人对基督教的感觉太自然了”，不再感到“震惊和伤害”，基督教与西方文化逐渐“被认同为一”，因此“这或许可说是一个悲剧”。其悲剧的核心，正在于“认同”遮蔽了“异质性”的挑战。“本地化”的理想所要面对的，往往就是这种现实的悲剧命运。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甘易逢神父才认为“若中国礼仪之争带来不同后果，那么基督宗教可能成了帝皇儒家思想的支流，失却了原本的身份”。

二、汉语语境中的“处境化”诠释及其问题
如果将基督教的信仰及其传播置于解释学的构架，那么教会不仅是一个“信仰的群体”（community of faith），而且首先是一个“话语的群体”（community of discourse）。“话语”当然不会意味着“自说自话”，而是要带着信仰的异质性张力，在现实的语境中表达出自身价值的针对性意义。因此无论“本地化”的得失如何，基督教都必须进入中国人的现实经验。这既是“处境化”的机缘和根据，也是基督教在汉语语境中所要面对的另一困难。
按照天主教学者费洛伦查的观点：“恰当的神学方法总是接受不同的资源和标准，……它并不仅仅是让当代的问题符合传统的答案或象征，相反，神学的方法是要判断传统由何而成，是要判断传统之中的范式何在。神学方法要反应……传统的以及我们自身的处境，要考虑不断在多元的声音中得以表达的群体实践和经验，从而才能成为真正的天主教神学。”
所谓“传统的答案或象征”、“传统中的范式”等等，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本地化”诠释结构（interpretive framework）——无论它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恰当的神学方法”并非受制于这一诠释结构，却是要判断它“由何而成”；我们自身的“处境”和不同的“经验”，则应当是神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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