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格雷：伯林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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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格雷：伯林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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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格雷：伯林的历史观

更新时间：2007-4-8

盛和衰落，而不是像伯林和赫尔德认为的那样是不可通约的文化的片段。如果说能够在休谟的著作，无论是哲学著作还是历史著作中发现文化的观念，这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确实，在反对辉格党的历史解释方面休谟和伯林有相同之处，但是他们各自所持的理由却是不同的。对休谟来说，道德的改进和人类知识的改善，不能期望是持续的不可逆的或持久的，因为人类的自然条件妨碍这种逐渐的改进。人类的善行和智力被固定在一个狭隘的范围内，在人类发展的自然过程中文明将是短暂的而且总是屈从于堕落和野蛮。而在伯林那里，按照辉格党的那种历史是全面进步或改善的观点所做出的对历史的解释——即使这种进步存在着周期性、有时会被野蛮时期所打断——，由于其存在根本的不一致性和缺乏能够判断全世界性的进步或退步（除了在极其有限的情况下）的绝对标准而遭到拒绝。但这种解释并不为休谟、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悲观的自然主义所反对。这种对全球性的跨文化的进步或退步的评价判断只有在涉及最低限度人类核心价值内容的极有限的情况下才可能行得通，因为在我们所知道的这种社会和历史条件中，无论人间发生什么样的冲突，都是可以通过和解或一方侵犯另一方而得到解决。如果残酷的行为和为了快乐而承受的苦痛能够消失的话，这个世界会变得更为美好。也有许多社会，其中一些人把另一些人当作是自己的动产（即奴隶）对他们的幸福根本不予考虑，这时人们就会对这种行为给予普遍的谴责。除了这些有限的情况之外，不存在能够对总体的较好或较坏做出有意义的评价判断的超历史的跨文化的标准，根据文明和野蛮、兴盛和衰落这些固定的范畴对历史的说明是没有说服力的，其意义也是可疑的。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伯林拒斥启蒙运动和辉格党的历史观引起的一个结果：由于他反对那种超历史的全球性进步和退步的评价判断（除了在极有限的情况下），这就能使我们认识到历史上出现的“损失”，即一些有价值的活动和成就的消失，而这些活动和成就是独立于那些已灭亡的社会政治结构或信念系统的。当然，这一点只有在论及一定文化的生命的层面上和在伯林所强调的个人基本选择的场合才能被看作是真实的，在一些不可通约的价值发生冲突时，就常常不可避免且不可弥补地要损失掉一些价值。在人类历史上，这种损失往往是不可逆的，一些有价值的文化形式除了在文化器物中留下一些痕迹外自此就永远地消失了。这些文化形式之所以会永远性地丧失，部分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实践者和体现者本身就是被历史地创造出来的。正是由于这种人性的历史性，使得不可能存在全人类进步的概念，同时使我们能够认识到那些不可替代的文化形式悲剧般的消失，自此之后，虽然我们还能在想象中再创造出这些文化形式的价值，但实际上却无法使之复活了。
    像赫尔德和黑格尔一样，伯林对人性的看法也是历史主义的：大部分人类的善和恶都只能被看作是历史地创造的，人类的特性只能被看作是特殊文化形式的表现，它们本身也是历史地创造的。这里我们可以把伯林和黑格尔作一些比较。黑格尔与他的追随者马克思一样，认为人类历史中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结构，不过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终点是绝对观念的实现和人类的解放，马克思从唯物主义的立场重新阐述了这个观念，认为是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对于在黑格尔和马克思、布柯（Burke）甚至维科和赫尔德的著作中所出现的这种历史神义论，伯林一概持反对的态度。他认为，目的论的范畴可以应用于解释有意识有目的的创造活动，比如个人的活动，但不适用于解释整个人类的历史。在这一方面，伯林的观点与启蒙运动哲学家们的观点也是直接抵牾的，后者都（或一贯或不一贯地）持有目的论的和诺漠逻辑的历史观。伯林反对这种历史观，主要是因为对历史的这种解释在哲学上不正当地运用形而上学的假设——比如，莱布尼兹和布柯就明确地做出过这种假设，但在佩因（Paine）和马克思的著作中必须分析挖掘才能发现这种假设——假定人类历史中存在一种目的或结局，而这种假定根本没有经验的保证。伯林曾多次提醒人们，尽管一些人巧妙地重述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历史观而避免提到这种“目的”，但实际上在启蒙运动的神义论历史观中目的论的解释始终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因素。
    伯林反对这种历史目的论包含着一定的规范的和道德的动机。因为在目的论历史观的拥护者和信徒中，诸如黑格尔的俄国信徒别林斯基、巴枯宁等等，出现了一种把历史力量具体化人格化、对个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对人道主义情感表示厌恶的倾向。无论这些历史力量是被没想为能够很好地处理整个人类的各种善还是不能处理这些善，反正都对仅仅是个人的善漠不关心。当然，一般说来，历史目的论的理论（比如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都设定历史的内在目的或目标是善良的，至少最终是善良的，但是也有例外，在一些历史目的论者那里，这种设定就遭到明确的反对或被心照不宣地予以抛弃。而在托尔斯泰那里，就把历史力量具体化但并未设定最终目的是善良的。对于托尔斯泰，伯林写道：
    “托尔斯泰的同时代人马克思坚持在资产阶级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我欺骗’，与马克思不同，托尔斯泰除了保留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外总是从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一切，他的中心论题是，人类生活中存在着一种与自然界规律相同的决定论的规律；但是由于人无法忍受这种过程的无情，所以总是想将之看作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过程，从而追究那些作为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责任，这些当事人被他们称为‘伟大人物’并赋予英雄的美德或恶习。什么是伟大人物？他们也不过是无知的愚蠢的想要为一定的社会生活承担责任的普通人，是一些与其说是认识到在那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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