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藏族作家汉语创作中与文化身份意识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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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藏族作家汉语创作中与文化身份意识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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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藏族作家汉语创作中与文化身份意识初探

更新时间：2007-4-8

惯的否定和蔑视，英国文化集中表现在阿辛克尔加念念不忘的阿爸原来拥有的一把用三个藏币换来的英式洋枪。这一件物品实际上象征着一种殖民文化，尤其是西方先进科技文化对藏文化的渗入。文革的进入草原在小说中是极其粗鲁的，贯穿在小说的始终。小说开始，芝曲河下游草原上最高的那座佛塔被人推倒了；社长开会回来给每人带回来一本红塑料硬皮的小书；戴眼镜的人给牧人们讲自留畜与牧人生活的关系；戴红箍的人在草原上吼口号。但是我们能够注意到，不管外面的力量有多想撼动牧民的生活，牧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思考方式在生活，在小说中它们最后还是没有能够改变牧民的生活：“不过，当牧民们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时候，他们看见珠惹山仍静默地在思考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其他人？其他人不就在你们中间嘛……’”。佛塔被推倒了，但是牧人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会推倒佛像，他们以为这是因为他们中有人要去猎杀野牛因此给草原带来的灾难，而推倒佛塔的人则是恐怖的鬼怪一样的东西：“凡是这群人脚踏过的地方，从此不在长草；凡是这群人手摸到的地方，马上就会破碎。”社长领到了小册子，他像以前部落里公平地分牛肉一样给每个人一册，但是没有人能看懂汉字，他们决定把小册子供起来当作避邪的东西。而善良勤劳的主妇嘎嘎已经想到用红色塑料封皮做成了钱包。牧人们静静地听眼镜滔滔不绝地讲自留畜的不对，牧人们都听不懂这个与他们正常生活一部分的东西怎么就跟别的东西扯上了关系，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提出疑问，他们把这些想要改变他们生活状态的东西都看成是神的旨意。
     在各种力量对部落习惯生活的冲击和部落文化的影响的情况下，作者除了在作品中一直都有的对藏族人民勤劳淳朴的性格的表现以外，在这部作品中重点表现的是在藏族人民生活中所渗透的原始苯教的观念和一种民族的深邃神秘感。首先，贯穿小说始终的是一个典型的苯教意象——珠惹神山。草原上的牧民把万物都看成有灵的东西。不仅是珠惹山，芝曲河水、朗吉佛塔、野牛、狐狸、红色硬塑料皮的小书都是有灵魂，可以用来祈福、保佑和对话的。其次，在小说中，人们一直在探询民族的历史，探询各个家族姓氏的历史。而在人们一代一代的传说中，这些历史都成了传说，而且都有了神话的色彩。比如牦牛和野牛的来历与神牛之间的战争；克尔加家族狐姓的来历与白狐狸的传说。甚至这些神话本身都是神秘的：谁也不知道那只神秘的白狐狸与克尔加家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在小说中还有两个神秘的人物拉巴贡布和长着豁唇的瘦汉子。拉巴贡布是还俗的僧人，他能跟神山和河水对话，可是总是用哀叹来回答人们的追问；他知道得最多，可是没有人知道他有多大年纪了，也没有人知道他最后去了哪里。长着豁唇的瘦汉子带来了引起年轻人之间竞争和混乱的伯玛拉措，可是他行踪不定，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在小说最后他又神秘出现，带走了伯玛拉措的孩子。整部小说就笼罩在一片神秘的气氛之中。
     在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人们对它更加关注，也引发了各种思考。1998年11月，第三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在南宁召开。在会上人们就1986年以来的少数民族发展情况和趋势进行了讨论。其中，某位汉族学者提出的民族文学作家和研究者应该更多地关注本民族初始的本真的生存状态，而不是更多的注意他们已被改良或改造的所谓的新生活状态的观点引起了较大的争议。笔者认为这个观点涉及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定位、文化与生活状态的关系、民族历史传统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多个重要问题。对这一观念的看法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评价和未来发展。《南方文坛》专门就此征求了14位少数民族作家的意见，各位作家都从自己的角度进行了回答。其中，意西泽仁的回答是比较全面而恳切的。他说：“如果将‘改良’或‘改造’来界定民族发展后的新生活，这个说法不够准确。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任何时期都有它‘本真的生存状态’，不能用生存条件的改变或生活条件的改善来说这个民族失去了‘本真’。如果这样，对一个民族来讲不公平，对这个民族的文学也是不公平的。发展不是某一个民族的专利。每一个民族在文化整合中，都有‘无意识的选择标准’，一个民族的文化并不都有明显的‘意图’，而采取排他的态度。它是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无意识的吸收了一些，抛弃了一些，那种一味注重文化特性，而忽略文化整合的文学，相反还缺乏真实的可信性。用罗曼蒂克的思想去赞美原始部落的生活，实际是在自己手腕的表带上结绳记时。”意西泽仁和很多其他作家的创作就实践着他的观点。在意西泽仁的《野牛》中，他就没有为了表现藏族与其他民族不同的地方而故意把草原放在世外桃源的幻景中，减少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降低自己表现的难度。而是在非常逼真的，明显受到各种文化冲击的环境中传神地表达出了藏族独有的文化特征。这正是对其观点的最好印证。
     荷兰学者瑞恩?赛格斯认为：“通常人们把文化身份看作是某一特定的文化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化身份具有一种结构主义特征，因为在那里某一特定的文化被看作一系列彼此相互关联的特征，但同时也有或多或少独立于造就那种文化的人民。将‘身份’（identity）的概念当作一系列独特的或有着结构特征的一种变通的看法，实际上是将身份的观念当作一种‘建构’（construction）。”也就是说，一方面文化身份具有固有的特征；另一方面，文化身份的认同是一个漫长的心理过程，任何时代引起的观念上的变化都会对认同的内涵带来影响。因此文化身份在理论上也是有“建构”的含义，不是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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