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美殖民地早期白人自我意识的存在及其对奴隶制法律化的影响，美国学术界的  相关论述可谓汗牛充栋。(注：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拙著《文化的断裂——美国黑人  问题与南方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但对于奴隶制确立之后  白人意识的变化以及引起这些变化的结构性因素进行系统性探讨的似不多见。本文试图  解决这个问题，以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
　　本文认为，正是从17世纪60年代奴隶制法律化的过程启动开始，北美的白人意识逐渐  进入了它与统治欲、征服欲或虐待欲结合的时期，其目标指向处于弱势地位的黑人种族  。这种新型的、毒化了的白人意识即为我们通常所说的“种族主义”。(注：关于种族  主义的早期形态——白人意识——的定义及其成长，请参见拙文《英国历史传统与北美  奴隶制的起源》，《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05-110页。)
　　对于这种转变的过程及其动因，首先必须从奴隶制本身的性质来寻找答案。事实上，  作为一种权力体制，寻求最大程度对人身的控制体现了奴隶制的内在要求。早在1590年  ，一位英格兰评论家即指出：“在所有缺乏自由的人中，奴隶的隶属性最强，因为奴隶  是服役于或束缚于另一个人，甚至违背了自然性的一种人”，“甚至其子女也感染上其  父亲奴役状态的麻疯病”。[1](P31)约翰·洛克也认为：“奴隶制是一种可恶而悲惨的  人类状态”，[2](P3)“这是最完全的奴役情况，它不外是合法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  的战争状态的继续”。[3](P17)保持奴隶制，意即维持这种征服状态。其中，“征服者  ”和“被征服者”都力图使权力的砝码移向自己一边。其结果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实  际上构成了奴隶制的核心问题。对于主人来说，这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训练，作为主人的  习惯使得他热衷于追逐权力，珍视荣誉，(注：关于病态的荣誉感，可参见威尔海姆·  赖希《法西斯主义心理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使自己浸染于“一种基于自尊和  权力意识的骄傲感之中”。[4](P66)按照斯坦普的分析，主人必须采取五种步骤，即确  立严格的纪律，在奴隶心中灌输低下意识，使其畏惧于主人的威严，接受主人制定的行  为标准，以及制造奴隶无助的感觉。[5](P144-147)这样，以统治和征服为取向的权威  主义结构——即种族主义——便很容易产生出来。
　　不过，在17世纪60年代之前，当奴隶制仍停留在社会习俗层次，还没有构成经济的主  导性支撑因素的时候，无论在南方的切萨皮克地区还是在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对奴隶  控制的问题尚不严重。奴隶的人数也十分有限。1650年弗吉尼亚只有300名奴隶，[6](1  10)1663年也不过1500名黑人。[7](24)北部更少，在其法律化开始前的1680年，黑人只  占总人口的2.3%。[8](240)在这种情况下，主奴之间的个人关系还占据着主要地位；作  为一种社会性的权威主义性格结构尚未确立。也正是出于这种个人控制的特点，奴隶能  够寄希望于不确定的未来，而使主奴关系相对温和。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在17世  纪的弗吉尼亚北汉普顿县，英国人和非洲人能够以相对平等的身份互相对待达两代之久  。”[9](P16)
　　然而，随着南方大种植园的发展，随着黑人人口的增加，以个人控制为特点的传统体  制便打上了更多的社会性烙印，进而推动白人群体形成一种崇尚权力控制的权威主义性  格结构。从1660年开始，维持约20年的烟价低潮刺激了南方生产规模的变革，小规模的  生产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到17世纪80年代初，随着欧洲市场的恢复，廉价烟草竞争的  态势已经形成。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开始积极介入奴隶贸易，为北美殖民地运来源源不  断的劳动力。[10](P24-28)到1700年，黑人已占南方总人口的21.1%。[8](P240)奴隶人  口的增长、生产形式的非个人化，是导致种植园纪律强化、社会不安状况加剧的主要原  因。黑人人口的增长还导致监工阶层的兴起，而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员一般从贫穷白人中  招聘。这样，不仅主奴间个人色彩淡化，且社会参与成份加大。在管制黑人行为方面，  整个白人社区也感到共同利益的加强，因为诸如逃跑、谋反之类的举动不仅腐蚀种植园  纪律，而且对整个白人社会都构成威胁。白人小农当然也不愿看到一个竞争性的黑人对  手出现。
　　随后一系列奴隶制法律相继出台。如马里兰议会于1663年规定：“所有黑人和其他奴  隶，将服役终身”，“所有黑人或其他奴隶的孩子，将像其父母一样成为终身奴隶”。  [11](P109)弗吉尼亚议会则先后规定：“在这个地区出生的所有孩子，将只根据其母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