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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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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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

更新时间：2007-4-8

人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旗帜下不断前进的趋向；第　二个十年的文学基本上沿着第一个十年文学开启的方向前进，弘扬人的解放依然是这一　时期文学的主调之一，但本时期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强化了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意识，　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对于人的解放的要求，左翼文艺运动乃是30年代最重要的文艺　运动，其作品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和鲜明的政治色彩，第三个十年的文学处在民族解　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两次大规模的战争环境里，时代对文学提出的使命要求远比过去　更为迫切崇高，作家们的使命意识也愈加自觉强烈，抗战文学是对此前民族解放主题的　延伸与发展，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作家均以笔为武器为抗日尽力，接踵而至的三年解放战　争，使文学的主体依然沿着承负社会的历史使命的道路前进，为推翻黑暗的旧中国而不　懈奋斗。与上述文学态势相一致，党对新文学的领导也呈现出逐步深入、不断强化趋势　。第一个十年中，主要是对新文学实现思想意识上的领导和影响，努力拓展马克思主义　的文艺阵地，在各思潮流派的自由竞争中，使马克思文艺思想渐趋主导地位；第二个十　年中，“左联”的成立，标志着党对文学实现了从到组织上的领导，而在第三个十年中　，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发表，则显示了党对文学不仅实现了思想组织上的领导，而且　实现了党对文学方向的规约，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得以进一步密切。总观30余年的中国现　代文学，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是文学与政治联姻，文学紧紧依附政治，忠实地为政治服　务，甚至出现了为参加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而创作《子夜》这样的极端个例　。文学忠实地为政治服务这一现代文学的传统，在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中得到承续，而　在文革十年中则更是被推向极端，致使文学完全丧失了其个性特点而彻头彻尾地沦为政　治的工具、奴仆，中国文学陷进了十年黑暗期，塑造工农家兵英雄人物成了社会主义文　艺的“根本任务”，“三突出”成了最高创作原则，八个“样板戏”包打天下。“文革　”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被确定为　新时期文艺的总口号，文学真正从工具论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复归其文学本位，再次焕　发出勃勃生机，迎来了又一个文学的春天。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历史上文学与政　治的过分亲和，政治对文学的过分规约干预，一度使作家与读者产生了逆反心理，一时　间，政治成了令人讨厌的东西，无论是作家，抑或是读者，唯恐避不及，从而导致了文　学与政治的不正常的疏离与规避，从这一极端倒向了另一极端，作家的创作纷纷远离政　治，弱化政治；读者的欣赏、审美也千方百计地拒绝政治，排斥政治；批评界的评论也　力贬政治色彩较浓的作品，力捧无政治色彩的作品，在这样一种汹涌澎湃的创作背景、　阅读背景、批评背景之下，当时名重一时的政治色彩较浓的作家、作品诸如茅盾、郭沫　若这些现代文学大师及其作品普遍失去光环效应，显得“门前冷落鞍马稀”，与此相反　，沈从文、穆时英及张爱玲此类远离时代风月的作家、作品倒是身价倍增，门庭若市，　颇受青睐。此等现象，不唯一般的读者、评论家趋之若鹜，就连一些资深人士，也作如　是观。曾风闻当代的一名教授，为20世纪中国作家重排座次，在前十把交椅中，茅盾、　郭沫若均被逐出，而沈从文、张爱玲倒是榜上有名。在这样一种文学大气候下，赵树理　创作的旨在“干预生活”的问题小说遭受冷遇，这是理所当然了。
　　其二，文学审美观念的巨变，由向往、追求崇高转向消解、亵渎崇高。如前文所论，　中国现代文学从呱呱坠地之日起，即负载着庄严崇高的使命意识，这种视文学为“经国　之大业”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一直延续至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　，甚而到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仍可见其流风遗韵，直至上一世纪　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到了90年代初期，当代文坛的文学审美观念才出现了深刻而巨大　的嬗变，创作的关注点由为人生蜕变成为生存，由写人生理想和集体(阶级、民族)的历　史命运转而写一地鸡毛式的普通人的烦恼人生，用原生态的琐碎生活与充满折磨的生存　处境来消解崇高，视文学创作如“玩”，如“游戏”，用戏谑与调侃去亵渎崇高，《子　夜》、《保卫延安》、《创业史》、《红旗谱》等高雅严肃之文学被束之高阁，而《顽　主》、《过把瘾就死》、《玩的就是心跳》等以玩和侃为旨的消遣文学则风靡全国，韩　东、朱文、陈染等90年代登上文坛的青年作家名噪一时，其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均是“　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远离具有公共性的事物和意识形态性的话题，社会问题　、民族问题、文化问题等这些在80年代具有社会公共性的大问题已经不是个人化写作关　注的重心，它所观注的只是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小问题，具有‘私　人性’、‘隐密性’、‘世俗性’和‘自我暴露性’……专注于个人隐私的展露和欲望　化叙事。”[12](P136)总之，80年代中后期之后的文学审美观念与现代文学及建国后十　七年文学的审美观念大异其趣，崇高被彻底的消解和亵渎，在此情形之下，赵树理创作　的那些充满崇高意识，热切关注社会现实、积极融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小说失去往昔的轰　动效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三，文学由一元独尊走向多元共存。从五四开始的将近大半个世纪的文学行程所形　成的文学格局，基本上是从多元走向一元的文学格局。现代文学创建伊始，总的来说是　多元并存的，它全方位地接纳世界文学新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重要文　学思潮都在中国找到了其知音，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自由天地，但因内忧　外患的政治环境，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迫切需要，使得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始终处于中　国现代文学主潮的地位，并逐渐形成一元独尊，独霸天下的局面，浪漫主义思潮虽曾在　五四时期盛极一时，蔚为壮观，但不久即被现实主义思潮所淹没；现代主义思潮因在现　代文坛缺乏适宜的生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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