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在历史叙述中回答当代中国人的基本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往哪里去？全文章节如下：

一、农民和帝国

1、帝国是暴力竞争的产物

2、帝国的均衡与失衡

3、官营工商业与民营工商业

二、新思想与士阶层

1、意识形态性的执政集团

2、解释变局的努力

3、被选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三、毛泽东思想

1、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2、新民主主义

3、社会主义

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改革开放

1、压力下的开明

2、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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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农民与帝国

    1、帝国是暴力竞争的产物

    当掠夺性活动的利益高于生产性活动、并可以长期保持稳定之时，人类社会便出现了以暴力掠夺为专业的群体，出现了这种分工的社会表现形态——“暴力-财政实体”[1]。暴力-财政实体内部有暴力赋敛集团和福利生产集团[2]。暴力-财政实体内部的各种正式关系，总是由最强伤害能力的拥有者规定或认可的。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权利安排，从政权到产权到种种人身权利，都是暴力保护下的某种安排的称谓。 有文献可证的中国文明史早期，井田制中的庶人在公田里偷懒。公田里草荒严重[3]。社会主要物质生产者难以监督和惩罚的大规模偷懒行为，造成了贵族和庶人双方的损失，削弱了国家的整体实力，使之在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诸侯竞争中处于不安全的地位。这种困境逼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分田和土地自由买卖，公田上的劳役也转变为“初税亩”中的实物。

    随着井田制的逐步瓦解，世袭贵族也逐渐被官僚所取代，郡县制开始替换分封制[4]。由秦国发挥到极致的国君集权制度，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代理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血缘继承的独裁者。凭借这个体制和奖励耕战的政策，秦国将作为主要物质生产者的农民的生产潜力激发出来，将各种人力资源的体力智力和勇气激发出来，并将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聚集在专制国君手中，形成了集中使用的巨大优势。依靠这种优势，秦国在暴力竞争中淘汰列强，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

    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秦帝国的建立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乱和半无政府状态，为社会确立了秩序，因而深受欢迎。但是，帝国制度在解决老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代理人利益的新问题。同时，帝国无可匹敌的强大导致了统治集团不受制约的自我膨胀，导致了对被统治者的过度侵害，自耕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沉重的劳役和刑罚制度所取代，帝国的根基破坏了，秦帝国二世而亡。

    帝国制度是在多种暴力-财政实体竞争的环境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社会组织形式。这套制度调动资源的能力、战争能力和稳定程度接近了当时的生产和技术条件所允许的最大化。这是一套经过上百个国家二十多代人断断续续的积累和摸索，将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制度组合匹配而成的高效率的体系。这套体系高度适应草原地带游牧民族不断入侵的地理环境[5]，高度顺应众多暴力-财政实体争霸中原的历史演化路径，同时又密切对应着作为自身基础的小农经济。这套高效率的综合性适应体系[6]，成为称雄天下两千余年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历史活动主体，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谱写了人类文明史上的辉煌篇章。

    2、帝国的均衡与失衡

    西汉总结秦帝国的教训，确立了帝国内部暴力赋敛集团与福利生产集团的均衡关系[7]。

    儒家学说比较完美地描述和论证了这种均衡关系。在儒家的理想设计中，千家万户自耕农每年向帝国交纳百分之十的赋税；国君通过多层次的官僚代理网征收赋税，征集兵员，保护帝国及其臣民的安全，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将这套秩序描绘为天道的体现，被皇帝确立为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并且成为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的对公平和正义的看法。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在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的基本关系方面，现实关系总是顽强地偏离儒家的理想和规定，偏离所谓的王道和天道，呈现出日渐堕落的总体趋势。这种偏离均衡点的趋势，发源于官僚代理集团对代理人私利的不懈追求。最高统治者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弱小分散的小农阶级又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集团整体或个体的巧取豪夺，于是就有了现实的潜规则体系对儒家宣扬的正式规则的替代，就有了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8]。王朝更替是对过度失衡的自我校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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