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现代、后现代文化语境分析、探讨的进一步深入，人性问题日益从形形  色色的伦理、道德、民族、政治等文化现象背景中显影而出，其作为启蒙文学思潮核心  脉络的历史作用及发展意义更趋凸显。新时期文学无疑是“五四”文学以来又一次伟大  的启蒙高潮，对二者之间的承接与超越性学界已积累了许多成果。这些研究大都侧重于  从冲破思想禁锢、追求个性解放等较普泛的层面加以论述，而较少在更深层次的逻辑理  路上梳理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变异性。根据笔者的理解，文学上的启蒙精神，其哲学  基础是唯人主义的人学本体论，它的使命在于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断叩问，对真与善  、爱与美的智慧永远追求，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理性主义倾向与终极关怀的性质  。作为文学启蒙的逻辑前提，历史带给新时期与“五四”的文化障碍及由此激发的思想  反弹力量，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对于“五四”文学来说，“救亡”的时代主题与“立人  ”的启蒙任务是以胶着的状态纠缠在一起的，理想人格的建构与形而上层面上的人性开  掘受到过多的救亡与革命因素的干扰，纯粹的唯人主义的人学本体论难以建立起来。时  至70年代末，民族危亡问题退居其次，民族内部的政治/文化问题凸显，在经历了短暂  的社会/政治学层面的思想解放运动后，文化/人性层面的现代转型很自然地成为启蒙主  义思潮回归与嬗变的首要主题。尽管这一层面的激扬与上升的过程并非一目了然，更有  迂回曲折，但它在新时期前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仍是有迹可寻的。有鉴于此，本文无意于  对“五四”与新时期启蒙文学进行全面的比较，而主要试图从人性意识之演进的角度重  新解读新时期文学的启蒙价值及其蕴含的理性内涵。具体说来，启蒙文学的上升之路大  致经历了由浅入深的三个步骤，可以人性解放“三部曲”称之。(注：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所谓“三部曲”特指思想逻辑层面的深化过程，而非自然的时间流程，因而它与文  学史的历时性顺序并不一致；而本文所论启蒙思潮主要限于对创作文本的解读，因之与  美学思潮、理论思潮亦有差异。)
　　　　　　第一部曲：“欲”的释放弘扬与启蒙原动力
　　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大门上有一句神圣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卢梭说这句话“比伦  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1](p.62)。经过十年民族灾难的中国人  对此应该深有体味，认识自我，改造非我，在非人的环境中保持人的天性和价值有多么  重要，又有多么艰难。因此人们更加迫切地寻找重返“五四”启蒙精神域场的路径，渴  望重新踏上寻找自我、建构合理现代人性的现代化征途。“我是一个人，我应该有个人  的尊严”(靳凡《公开的情书》)，黑暗中这急切的人的呼叫涓涓潜流为“重放的鲜花”  那一脉珍贵的人性源头，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奠定了思想的足音。
　　噩梦初醒，阶级利刃留在每个人身上的创伤犹在，血泪未干，人们急不可待地在天幕  初启的那一抹曙光的照耀下检视累累伤痕。文学遭受久久压抑、扼杀之后所积聚的力量  在此刻突破、喷发，爆裂出一幕幕家庭悲剧、英雄悲剧、青少年悲剧、知识分子悲剧、  知青悲剧、农民悲剧等等，建构起一个大型的悲剧舞台，真实而多侧面、多角度地再现  了“人群很快就变成狼群，整个社会变成庞大的疯人院”[2](p.433)这样一种人性沦丧  的恐怖社会现实。不过，特定的历史文化阶段决定此期文学作为政治上拨乱反正的伴生  现象，其重要功能在于民众情绪的抒泻和人民意愿的表露，个人的伤痕被视为国家的伤  痕，文学的社会批判价值置于艺术审美价值之上，泪水遮住了眼睛，呈现出政治/社会  化启蒙大于文化/心理启蒙、思想情绪启蒙大于语言本体启蒙的历史缺陷，缺乏一种更  为深广的历史感和更为深邃的文化感，因此大部分“伤痕”创作只能说是启蒙文学的序  曲阶段。
　　稍后的文学作品经过这番怒潮狂涛之后增强了思考力度，希求对民族悲剧的历史成因  进行追问，个人关怀有所加强。不少文本揭示出现代迷信、极“左”思潮乃是酿成人性  悲剧和社会悲剧的思想根源，而《李顺大造屋》等文本追思的历史跨度还要久远，从小  人物的命运中折射出深刻丰富的人性内涵。在此基础上，还有不少作品不约而同地将民  族反思和个人忏悔结合起来。“反右”斗争和“文革”都是民族性的灾难和悲剧，而民  族又是由一个个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人在民族悲剧中都是受害者，但也有人迫于外力或  者自身人格的萎缩成为伤害他人的人，受害者自觉不自觉地加入这场灾难的不断升级之  中，这种反思使得作品的人性关怀得以延伸，并且与“五四”启蒙思潮取得了历史性呼  应。冯骥才的中篇《啊!》的主人公吴仲义在非人的境遇中丧失了人的理性和尊严，杯&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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